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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

豆瓣8.2分,露絲·本尼迪克特誕辰130周年紀念版,中國讀者了解日本的第一本書。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2017-08-01
開本: 32開 頁數: 272頁
讀者評分:4.8分6條評論
本類榜單:文化銷量榜
中 圖 價:¥25.3(7.7折) 定價:¥32.8 登錄后可看到會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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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與刀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955565
  • 條形碼:9787532955565 ; 978-7-5329-5556-5
  • 裝幀:簡裝本
  • 版次:1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印刷次數:1
  • 所屬分類:>

菊與刀 本書特色

●參照英文原版無遺漏重譯,精準、流暢的譯文更貼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
●露絲·本尼迪克特誕辰130周年紀念版,值得收藏;
●暢銷不衰的文化人類學名著,了解日本不得不讀的人文經典;
●了解“曖昧的鄰居”,乃是關懷崛起中的自己。

菊與刀 內容簡介

日本,之地卻能影響世界,蕞爾小邦卻能躋身強國俱樂部,它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引領了戰后引人注目的經濟騰飛。日本的表現為何總是這么?日本的民族性為何充滿矛盾?它為何變成令人發指的侵略者?又是怎樣迅速崛起的?所有這些問題都能在本書中找到答案。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作者用這兩種意象來指代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隱喻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兩種源流賦予日本文化的復雜性。
  該書自出版之日起就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其影響至今不減。

菊與刀 目錄

原版序言
章 課題——日本研究
研究的起源和動機
研究的主要方法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精神勝于物質
天皇至高無上
投降是可恥的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國際關系中的等級制
家族中的等級制
階級關系中的等級制
第四章 明治維新
政治改革:保留等級制和構建地方行政機構
宗教改革:全民都信仰的特殊宗教——國家神道
軍事改革:軍人的作用和職階晉升的變化
工業改革:企業與等級制的聯系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恩情”大于天
“受恩”是一種負擔
第六章 報恩于萬一
“報恩”:無條件的義務
親恩:孝
君恩:忠
第七章 “情義難接受”
對親屬的“情義”
對領主的“情義”
對社會他人的“情義”
第八章 洗刷污名
對名譽的“情義”
對羞恥的敏感
對誹謗的敏感
自殺:洗刷污名的的方式
現實主義的榮譽觀
第九章 至情至性
苦與樂:與眾不同的享樂觀
情與欲:婚姻內外的日本男女
善與惡:獨特的道德哲學
第十章 沒有“人格一貫性”的道德抉擇
“情”與“義”的沖突是首要主題
無法簡化的多元道德體系
“誠”:日本人的倫理標準
“自重”:日本人的人生觀
重視外在評價的“恥感文化”
日本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煉修煉
自我修煉的分類:培養能力與“圓熟”
與印度瑜伽派的同與異
禪宗:武士的信仰
“無我”的處世哲學
第十二章 兒童學習
日本人的生命曲線
嬰幼兒教育
青少年教育
性別教育與性教育
性格二元性:割裂的教育導致的后果
未來的教育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恰如其分的戰后管理
改變航程的內在可能
和平道路的可能
展開全部

菊與刀 節選

章 課題——日本研究
  研究的起源和動機
  在美國曾不遺余力與之對抗的敵人中,日本人的性格是難掌握的,以至于我們不得不慎重對待這個在行為和思維方式上與我們如此迥異的勁敵,這樣的情形在別的戰爭中是的。我們就跟一九零五年的沙俄一樣,面對的敵人是一個不隸屬于西方文化傳統但卻裝備充足、操練有素的民族。對西方國家而言,那些基于人性的戰爭規則是一種共識,而日本人卻棄之不顧。因此太平洋上的戰爭所面臨的,絕不僅僅是一連串島嶼登陸作戰和阻礙重重的后勤工作,摸清“敵性”成了一個重要問題。為了與之抗衡,我們不得不弄清楚他們的行為舉止。
  這并非易事。自日本緊閉的國門被打開那天算起,已經有七十五年了,在此期間,我們不得不用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諸如“既……又……”之類的詞句來描述日本人,這跟世界上其他民族非常不同。一個嚴謹的觀察家在談起日本以外的民族時,大概不會既說他們溫文爾雅,又說他們傲慢跋扈;不會既說他們頑固不化,又說他們善于變通;不會既說他們性情溫馴,又說他們不甘人下;不會既說他們忠厚本分,又說他們心懷叛逆;不會既說他們剛毅堅強,又說他們懦弱無比;不會既說他們在意物議,又說他們至情至性;不會既說他們可以接受軍隊里機器人般的日常操練,又說他們如何不服管教,甚至圖謀不軌;不會既說該民族如何熱切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如何保守固執。他不會既寫一本書大談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把無上的榮耀給予了演員和藝術家,把菊花栽培當成平生大的愛好,又寫另外一本書來補充說,這個民族尊崇刀劍和武士無可比擬的榮耀。
  然而,正是上述這些切實存在的矛盾,縱橫交織成了有關日本的論著。菊與刀,正是同一幅畫的兩個組成部分。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極其溫和;既窮兵黷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驁自尊又溫文爾雅;既剛愎自用又極其纖弱易變;既乖順聽話而又不甘受制于人;既忠誠又反叛;既勇敢又懦弱;既因循守舊又非常樂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們非常在乎別人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看法,但當別人對他們的劣行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肆意妄為。他們的軍隊訓練有素,卻又非常叛逆。
  既然徹底地理解日本對美國而言已經成為重中之重,我們就不能不理會諸如上述種種讓人煩擾的矛盾了。很多關鍵問題已經撲面而來:日本人將來會采取什么行動?我們能否不攻打日本本土而使之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日本皇宮?從日軍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我們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采取什么樣的輿論策略,才能救護美國人的性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種即使僅剩一人也要頑抗到底的意志?這些問題即使對那些熟知日本的人來說,也是異見紛紜。當和平降臨后,需要對日本人實施長期軍事管制以維持秩序嗎?為了消滅那些瘋狂的抵抗分子,我軍是否有必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之戰斗?在可能迎來世界和平之際,日本會否發生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如果發生革命,誰將領導這場革命呢?或者,如果沒有發生革命,日本民族是否只能走向滅亡呢?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開始了關于日本的研究工作。那年夏初,我國剛剛展開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本性,我使用了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術。很多美國人認為,我們與日本的戰爭可能還需要持續三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日本人則認為這場戰爭會持續百年。他們說,美軍雖然攻打下了日本的局部地區,但是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還有幾千英里。日本的公報媒體絲毫不承認日本海軍的戰敗,日本國民仍然堅信他們是勝利者。
  然而,形勢在六月以后起了變化。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對歐洲戰場的優先考慮已無必要,對德戰爭也勝利在望。在太平洋上,我軍已經登陸了塞班島,這場大戰役預示著日軍終將徹底戰敗。在此之后,我軍便日益與日軍短兵相接了。而且,我們已經在新幾內亞、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比亞克等戰役中見識過,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解答關于我們的敵國——日本的許多疑問變得非常必要。不管是為了解答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疑問,也不管是為了做出高決策還是為了在前線給日軍分發宣傳小冊子,任何真知灼見都很有用。我們不僅要了解東京當權者們發動戰爭的原因及目的,還要了解日本悠久的歷史和經濟、軍事方面的統計資料。但我們更要弄清楚的是,日本能從他們的人民那里獲得哪些支持?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和情感習慣,以及由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還必須弄清是什么塑造了他們的這些行為和觀念。我們一定要拋卻作為美國人的先入之見,不要武斷地認為日本人會像我們一樣思考、行事。
  研究的主要方法
  我的研究工作困難重重。目前美國正在跟日本打仗,在戰爭中把一切錯誤都推給對方是很容易的,但要深入了解他們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我又必須把這項研究繼續下去。問題是日本人將會如何行動和思考,而不是我們自己在類似情境中將會如何行動和思考。我不能把戰爭當成不利條件,而必須盡量把他們在戰爭中的行為表現作為有用資料加以利用。我必須留意他們是怎樣進行戰爭的,并且暫時不把戰爭當成軍事問題,而是看成文化問題。就跟和平時期一樣,他們在戰爭時期的表現同樣日本特色。他們應對戰爭的方式透露了他們怎樣的生活習慣和思維習慣?他們的領導人鼓舞士氣的方式、穩定軍心的方式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他們究竟是把什么當成他們可以依靠的力量的。我必須追蹤他們在戰爭中的這些細微表現,逐步揭示日本人之所以成其為日本人的主要特質。
  然而,兩國正在交戰的事實還是對我的研究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這表明我不能使用文化人類學者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查。我沒辦法到日本去,沒辦法生活在日本家庭中,親身感受一下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絆絆,并區分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無法看到他們是如何艱難地做出決定的,也無法看到他們是如何培養教育下一代的。經過人類學家實地考察而寫就的專著只有約翰·恩布里(JohEmbree)的《須惠村》了,這是一本關于日本村落的專著,雖然很有價值,但并不涉及我們一九四四年所要面對的許多有關日本的問題。
  雖然困難重重,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還是堅信總有些方法和基本原理是可用的。至少我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文化人類學家為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對象面對面交流。在我國就生活著很多曾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具體事例,看他們是怎樣看待這些事情的,以此來填補我們認知上的很多空白,而這些認知對于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會科學家,則大多采用的是閱讀圖書文獻、分析歷史事件、查找統計資料、追蹤日本人的書面宣傳或口頭宣傳中的詞句變化等方法。而我堅信,他們所要尋找的很多答案,都潛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觀之中,因此,對曾經在這種文化中生活過的人進行研究,定會取得更加令人滿意的結果。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沒有查找文獻資料,或不曾受惠于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相反,關于日本的大量文獻和曾旅居日本的很多的西方觀察家,都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而這些便利條件是很多到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去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所沒有的。那些沒有文字的部落無法把自己的文明形諸筆墨,西方人對他們的論述也是寥若晨星、蜻蜓點水,沒有人知曉他們的歷史。進行實地調查的研究者們只得在沒有先行者幫忙的情況下,獨自探索這些部落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等級劃分、宗教中的高神等等。而我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卻可以繼承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嗜古好奇的書籍描寫了日本人生活的細枝末節,歐美國家的人記述了自己在日本的親身經歷,而日本人自己也撰寫過許多非同尋常的自我記錄。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強烈的自我記錄的沖動,他們不僅記錄了日常生活瑣事,還寫下了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他們有著令人訝異的坦率。當然,他們不可能和盤托出,沒有誰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在描述日本時會略去很多在我們看來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對這些事情熟悉得就像空氣一樣,以至于會視而不見。我們美國人在描述美國時也會這樣。不過,日本人到底還是更喜歡暴露自己的。
  達爾文說自己在創立物種起源理論時經常采用一種方法:對無法理解的事物給予特別關注。我在閱讀上述這些文獻時,也常采用這種方法。比如,我該如何理解議會演講中這些并置的觀念:他們一方面對一些無關緊要的行為大肆攻訐,一方面又對駭人聽聞的暴行置若罔聞。在閱讀文獻時,我始終帶著這樣的疑問:問題到底出在哪?我該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呢?
  另外,我還看了很多在日本創作、拍攝的電影,包括宣傳片、歷史片和描寫東京及農村現活的影片。我之后又和一些在日本看過這些影片的日本人認真探討過。在討論過程中我發現,我們有著不同的角度,對電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評價都是不一樣的。當我對其中的一些情節一頭霧水時,他們卻恰恰相反。而且,他們是從全局的角度來理解整部電影的劇情和動機的,這一點也和我不一樣。就像閱讀小說一樣,日本小說在我眼里和在這些成長于日本的人眼里就非常不同。在這些日本人中有著兩種,有些人愛日本的一切,他們會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白;有些人則相反,他們痛恨有關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種人使我獲益更多,因為不論是悅納還是排斥日本文化,他們所給出的日本生活規范的圖景都是一樣的。
  如果人類學家只是簡單地從其研究對象身上去搜集信息并尋求解答,那么他所做的事情,那些曾旅居日本的出色的西方觀察家們同樣做得來。如果一個人類學家的工作僅限于此,那么就不能指望他會突破以往有關日本的研究而提出新的觀點。然而,文化人類學家由于受過某種訓練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只要他們肯多費些力氣,盡量在眾多研究者和觀察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貢獻,就依然是值得的。
  人類學家熟知亞洲和大洋洲的多種文化,他們發現,日本的很多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竟然與馬來群島、新幾內亞和波利尼西亞等太平洋島嶼上的一些原始部落十分相似。當然,據此認為這些原始部落在古代和日本有過接觸或曾向日本移民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并不關心這些文化相似性背后的歷史關聯,我感興趣的是,這些習俗在相對簡單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這些相似或差異是如何幫助我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緬甸和中國也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可以把它們與日本進行比較,這些民族共同組成了亞洲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人類學家對原始民族的研究已經再三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是非常有意義的。也許兩個相鄰部落的習俗在形式上有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但總還是有不同的地方,為的是使其適應各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一個民族所摒棄的某些基本習俗,即使其所占整體習俗的比例微乎其微,都可能使該民族走向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對人類學家來說,研究這些民族大部分共性之外的小部分差異是很有意義的。
  人類學家也必須盡量去適應本國文化與他國文化之間的不同,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他們的研究技術亟待成熟。他們憑經驗知道,身處不同文化的人們注定要遭遇的狀況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對這些狀況的解讀也是千差萬別的。任他們的想象力再豐富,他們也不曾料想到某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的部落習俗竟然是根據血緣責任或財務交換而制定的。他們必須對這一習俗進行調查,不僅要調查親緣關系或交易關系的具體情況,而且要弄明白這種習俗在部落中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從小就受其約束,又是如何效法祖先,將這種習俗傳承下來的。
  上面這種聚焦于“習俗的差異、習俗的約束作用及習俗的后果”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日本時同樣適用。沒有人不認為美國文化和日本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差異,我們中間甚至出現了這樣一種說法:日本人的行事方法與我們恰是完全相反的。這是相當危險的,即一個學者對上述說法深信不疑且簡單地認為,由于兩國的文化差異太離奇,所以根本不可能理解日本。人類學家的過往經歷已經很好地證明,再離奇的差異也不可能阻擋他們對研究對象的理解。人類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把這種差異看作無用資料,而前者把它們當成有用資料。沒有什么比離奇的制度和民族差異更能引起人類學家們的特別關注了。人類學家們不會視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為理所當然,這使得他們能夠全面地看問題,而不是只留意少數被刻意挑選出來的事例。在關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未接受過比較文化學訓練的人往往無法以全方位視角審視研究對象的行為。他們總是把太多事情看作理所當然,忽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細微習慣和所有關于家長里短的公認裁決。然而,對該民族的未來而言,這些被視作理所當然的事情要遠比外交官所簽訂的各種條約重要得多。人類學家必須學會研究平?,嵤?,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部落的平?,嵤屡c他們本國的平?,嵤率鉃椴煌?。當他們想要理解在這個或那個部落中被視為歹毒或怯懦的行為時,當他們想要理解這些部落中的人在特定情況下將要如何行動和感受時,他們就會發現細節的重要性。人類學家有理由相信這些細節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該如何挖掘它們。
  將上述方法運用于研究日本是有價值的。因為只有密切關注所有民族的生活細節,才能徹底理解人類學家這一論證前提的重要性,即無論是在原始部落還是在擁有先進文明的民族中,人類的行為方式都是從日常生活中習得的。不論一個人的行為和觀念如何離奇,他的感知方式和思維方式總還是與他的過往經歷密切相關。我越是對日本人的某些行為深感困惑,就越認為他們的這些奇異行為是由生活中某種極為平常的條件造成的。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細節中,那就再好不過了,因為這正是研究的關鍵。
  ……

菊與刀 作者簡介

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國文化人類學家,20世紀初女者。她受恩師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的影響,提出了文化形貌論(Cultural Configuration),認為每種文化都如人類個體一樣,有其個性與特征。她的代表作品有《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與《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其中后者因成功運用“文化模型”理論來詮釋日本文化而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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